家庭教师小春H情色图

兩會 年輕人@你

中國青年報  |  2021-03-03

2019年3月10日,北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在梅地亞中心新聞發布廳舉行記者會。本版圖片均由人民視覺供圖

    2021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經歷了不尋常的2020年,今年兩會將給年輕人帶來什么?將釋放哪些新的政策紅利?做好新業態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改善大城市里年輕奮斗者的租房品質,為育齡青年提供完善支持與關懷,進一步消除就業歧視,為鄉村教育提供政策支撐……你關心的事情,兩會都會為你關心;說出你的兩會期許,兩會始終認真傾聽。

    ---------------

    請更多代表委員關注鄉村孩子怎樣完成作業

    前溪

    作為曾有多年鄉鎮學校任教經驗的教師,我注意到,最近有關作業的話題很熱。教育部在近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提出,強化學生作業管理,不得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各地也先后出臺文件,規范“批改作業那些事兒”。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緊盯誰來批改作業的問題,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在即將召開的今年全國兩會上,我希望有更多代表和委員關注鄉村孩子怎樣完成作業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說,如何設計和管理學生作業,正是鄉村教育問題的折射。

    不得不說,當下學生的作業量挺多的,即便鄉鎮學校也是如此。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學生做作業做到晚上10點、11點不是個別現象。拿筆者的孩子來說,在縣城中學讀初二,學習成績居班級前列,也經常做到晚上11點。一般情況下,任課老師布置的作業除了與教材配套的作業本,還會有另外2套練習冊,多到自己都改不過來,只能讓家長代勞。

    絕大多數家長都重視孩子完成作業的情況,但鄉村家長對批改作業往往束手無策。有的家長學歷低,有的家庭是“隔代教育”,根本無能力代勞??墒?,家長與教師對作業量的認識幾乎是一致的,他們覺得作業做得越多,學習成績就越好。甚至有家長以作業量多少來衡量教師是否盡責,如果作業量少了,家長就會擔心。因此,教師和家長都要對作業數量形成科學認識,明白學生成績與作業量并不成正比。

    教育部要求提高作業設計質量,確保作業難度水平符合實際。這需要學校教務處去落實、檢查,而且所費的時間很多,鄉村學校的師資力量很難辦到。我想,不妨以縣為單位,通過優質學校和薄弱學校結對,實現作業資源共享,以“共同體”的方式提高作業設計質量。作業設計質量提高了,總量自然能夠減少,教師才能全批全改。

    作業是對考試的演練??荚嚩喑龉诸}、偏題,勢必造成作業也跟著走。如果考試難題不降低,仍然要出奧數題之類的難題,家長和學生又如何不加碼?

    作業還與校外培訓機構有關?,F在鄉鎮的校外培訓機構同樣為數不少,不客氣地說,在我們這里最賺錢的就是校外培訓機構了。一些家長經濟條件不好,也要將孩子送進校外培訓機構,因為別家的孩子送了,你不送怎么行?如果不送,孩子也會產生心理負擔,覺得自己是“另類”。校外培訓機構布置的多是“加深”的題目,這也是增加作業負擔的負面因素,這就要求加強對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

    提高鄉村教育質量是全體家長的心聲,也是任何有理想、有情懷的教師的使命擔當。但是,提高教育質量的方法并不是通過多布置作業實現的,學生完成的作業不是越多越好。首先,要嚴格執行教育部的規定,不讓要求在層層傳達后削弱;其次,要細化操作規范,注意教育資源的平衡;再次要有問責制,哪個校長不努力提高作業設計質量,縱容教師讓家長批改作業,就換掉,換掉幾個立馬就會見效。

    ---------------

    面試時,別問我有無男朋友

    小魚仔

    轉眼到了3月,我也迎來畢業季。去年秋招開始時,我猶豫再三,盡管就業壓力比較大,本科生就業優勢不是特別突出,我還是選擇先就業,到社會上闖蕩幾年。

    秋招期間,大致就是關注本校就業中心發布的招聘信息,還有參加外校舉辦的招聘宣講會。找工作就像“過關打怪”,會遭遇各種意想不到的“攔路虎”,有些則令人備感無助和沮喪。

    平常學院群里或就業中心的公眾號上,會發一些就業信息。雖然有的職位我并沒有考慮,但點進去,看到不少崗位都是“某某機關(企業),現招錄某某崗位,需要法學專業若干人,限男性,有符合條件的學生,聯系報名”。這讓我很疑惑,專業能力的高低,和性別有絕對關系嗎?還是這些崗位都對性別有特殊需求?

    面試互聯網企業時,我也隱約感受到性別歧視。在一次機會寶貴的面試中,一切都進行得比較順利,雖然薪資待遇比預想低了點,但我想著自己的專業不太對口,職場都得重新學起,慢慢來吧,這都不是事。然而HR卻問我有無男朋友,這讓我覺著有點侵犯個人隱私。

    記得當時遇到同校同專業的男同學,我們倆前后腳參加面試。當他面試結束后,我打趣地問他,HR有沒有問你有無女朋友這類的問題,他搖頭說沒有。我本來想,這或許只是HR無心的一問,但聯想到現實中有公司因為女員工結婚生育的成本,而不愿意招聘女性,我就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遭遇了性別歧視。關鍵,和那位男生聊天間隙,我們還談到了月薪。神奇的是,我們報了一樣的期望月薪,但HR告訴他的,卻比我的要多出300元。

    我暗暗嘆氣,一樣的部門,同樣的HR面試,而且專業、經歷相仿,還都是應屆生,為何我的工資就比那個男同學低呢?這是遭遇同工不同酬了嗎?之后,我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能力太差。遇到這樣的事情,即便去問HR ,會不會只得到一句,綜合能力存在差異,所以兩個人工資不同的答復呢?

    新年過后,當我瀏覽各地省考公告時發現,很多崗位的招聘要求寫著幾個字:限男性。比如一個崗位要本科應屆生,專業限法學,總共招聘6人,其中3個人要求限男性報考,另外3個人則性別不限。我一直在想,這樣的限制,會不會導致同一職位,女性報考者之間的競爭壓力變大?想起來之前一個考公前輩的話,女生要努力把筆試成績往高了考,因為報考該崗位的女生太多,競爭會非常激烈。

    經過秋招和實習,我意識到校園外的世界,并不如想象中那樣簡單和完美。對我個人來說,在求職擇業時,首先要學會承認自己的缺點、不足,這樣在遭遇客觀困難時,才不會自怨自艾。同時,遭遇不公平的對待,也讓我思考,消除就業性別歧視任重道遠,尤其那些隱性的歧視,可能發生在無聲無形中。對待性別歧視現象,求職者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

    最近,根據教育部發布的關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除軍事、國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專業)外,高校不得規定男女生錄取比例。只有年輕人在選擇專業和求職擇業時,不再遭受性別歧視,他們才能真正按照個人的興趣愛好,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走出校園時,方能以個人的能力水平,公平地參與社會競爭。消除性別歧視,離不開社會就業環境的改善,人社局、工會、婦聯等有關部門要依據相關法律,對存在性別歧視的企業,進行有力的打擊,堅決糾正企業歧視行為,提高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

    ---------------

    讓大城市的漂泊者 不再為租房發愁

    李少波

    對于在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很多人而言,租房居住是短期內的普遍選擇。然而,近兩年一些長租公寓的暴雷事件,讓公眾見識了住房租賃市場的混亂現狀,也讓不少租客,尤其是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輕人心存焦慮。我對全國兩會期許之一,就是希望這些租房亂象可以得到解決,讓我和很多有類似困擾的年輕人不再焦慮。

    首先,我期待租房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能得到解決。如今,大部分租房信息掌握在房產中介手中,房主和租客之間很少形成對接,導致租客對房產中介的依賴程度較高。于是,有些中介平臺就會任意抬升房租價格,以賺取更多中間差價。很多租客對房租市場了解較少,很容易租下房租過高的住房,致使生活成本增加。

    因此,我期待國家能發布更多政策與法規,規范租房市場行為,完善租房監管制度,確保租房市場信息的相對透明,以降低租客的風險和成本。

    再者,我期待租房市場中一些房產中介不規范的行為能得到糾正。比如,租客通過中介租住房屋時,一般會交數量不等的押金,多數情況下為一個月的房租。很多租客在租約到期時,卻被中介拒絕退還押金。盡管租客根據合同條款與中介據理力爭,但往往是徒勞無果,只能忍氣吞聲,吃啞巴虧。

    這種情況并非個例,我在北京的好幾個朋友就遇到過類似問題,押金被拒退或少退。這就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加大對房產中介經營資質的審核力度,從源頭上確保房產中介的專業性,同時加大監督力度,及時查處與糾正房產中介的違規行為,避免出現更大的漏洞。另外,我期待看到更多租客維權的渠道,讓我們這些租房的年輕人,能有一個靠譜的維權渠道,用最低的成本找回自己的權利。

    目前,大城市的房租價格依然居于高位,很多年輕人為了節省生活成本,不得不與他人合租。租客之間的生活產生交集后,每個租客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受到合租伙伴的影響。但因為大家的性格不同,也有不同的生活軌跡和習慣,相處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摩擦。

    因此,我期待在租客提高個人素養之外,社區的居委會能發揮更多作用。比如,社區可以對合租的房屋進行走訪,通過舉辦社區活動,促進租客之間的了解和合作,讓他們更好地融入社區;在租客之間出現矛盾時,幫助他們進行調解,以免引發更大的沖突。

    另外,剛剛走出校園的大學生,缺乏對社會復雜程度的深刻認識,在租房時往往面臨更多困惑和顧慮,也就需要更多指導和保障。事實上,租房成了大學生走出校園時面臨的第一份考驗,有多人在這個問題上交了學費,踩了租房市場的坑和雷。針對此問題,可以嘗試由政府牽頭,聯合信譽度高、服務能力強的房產中介平臺,為符合條件的畢業生提供相對可靠的房源,幫助他們在大城市立足。

    要真正做到規范租房市場,保障租客合法權益,既需要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必要的優化和補充,也需要相關部門努力改善租客租房的生活體驗和心理體驗,如此一來,才能讓我們這些漂泊在大城市的人,在租房時更加安心。

    ---------------

    生育或者升職不該是道單選題

    韓暢

    寶寶初次睡整覺那晚,沒把吸奶器帶在身邊的我,感覺就像有兩塊巨石壓在胸口。想起生產以來,開奶、堵奶、漲奶、為復工存奶的一系列經歷,我在朋友圈寫道:“每個能在母嬰室自來熟地交流喂養經驗的媽媽都知道,當體系性的支持缺失或是無法觸達個人時,一味提倡母乳喂養如同枷鎖?!?/p>

    剛生產完那段時間,是我得到最多關心的日子。出院后,醫院會發來調查問卷并進行電話回訪,我所在的社區衛生院也派來醫生,為我的身體恢復和新生兒的養育問題答疑,還和我簽約了一項名為“家庭醫生”的服務——說到“家庭醫生”,這無疑是個好政策,但醫生超快語速的介紹,明顯只把這當成一項推廣任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

    醫院墻上那些關于母乳喂養、輔食添加、發育訓練的宣傳海報,讓習慣應試教育的我快速轉化為腦海中的知識點,并輸出為一條條行動方案。為此,我時常想,社會能不能和我建立這樣一種關系,依據不同孩子的情況、不同的成長階段,把零散的、不體系的知識變成持久的、有針對性的指導?

    除了育兒本身的艱辛,工作與生育的沖突,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我128天的產假即將結束之際,公司突然宣布“業務調整”,絕大多數同事被迫另謀出路,余下的同事則要承擔超高強度的任務。盡管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不得辭退哺乳期員工,但在巨大的育兒壓力和公司的尷尬現狀面前,我經過權衡,還是選擇了主動辭職并領取補償。一方面,這個決定讓我免于承受一邊通勤加班、一邊喂奶帶娃的艱辛,但另一方面,這也給我的事業帶來了巨大的變數,以至于我至今都無法確定,自己何時才能重返社會,又能否找到對口的工作。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辭職后,一位已育一胎同事來問我如何掛產科門診的號,我的“恭喜”二字還沒發送出去,這位3歲女兒的媽媽就語氣平淡地說:剛進新公司就發現懷孕了,孩子來得不是時候,只能打掉。職場對年輕媽媽的不友好,從這件事可見一斑。

    在以孩子為絕對中心的新手媽媽生活中,上網刷視頻是我主要的娛樂。其間,我在B站關注到了一位芬蘭UP主,她有一個中國丈夫,也是兩個混血寶寶的媽媽。芬蘭以高福利而聞名,在她生育之后,當地法律允許她休假一年。與此同時,新一屆芬蘭政府還計劃給所有父母同等的育兒假,并將生育后的帶薪津貼增加到總共14個月,相當于父母每人164天。

    當時,彈幕里很多“羨慕“飄過,而我想的是:倘若我也能這樣休假,而不必辭職,那么,164天后,公司的業務發展方向已經調整幾次了?過去一年的年終總結怎么寫?明年的晉升名額,不出意外會給到同期入職的其他同事吧?在我想這些的時候,突然發現:生孩子這件事,似乎有點沒意思了。

    我的寶寶是2020年出生的中國1000多萬名新生兒之一。這個數字,這幾年與過去相比有明顯的下降。數據說明,謹慎看待生育這件事的家庭越來越多。這是一個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參與到家庭以外生產的時代,我們通過教育、就業、戀愛體會著前20多年的人生,當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必要職責,年輕女性躊躇了,退卻了。其實,這并不意味著年輕女性不想做媽媽,也并不代表新一代人不愿承擔撫育后代的職責,只是現實的壓力實在太多,才讓很多人難以輕易作出生育的決定。

    兩會在即,社會各界都在熱議各種政策話題。如果要問我和身邊的同齡人關心什么,與生育保障有關的話題,恐怕承載著最多的期待。我期待可以享受更充分的產檢假、產假和哺乳假,期待家附近能有門檻低、收費低的公辦托育機構,期待有更多的關于如何做一個父親的社會教育,期待通過制度性的協助、認可和獎勵減輕自己身上巨大的犧牲感。在大學室友紛紛生子后,我們聊天群的交流主題基本都圍繞育兒展開。在媽媽這個身份降臨后,大家似乎都變了個人,把孩子擺在世界的中心——不過,沒有一個人表示想生二孩。

    當下,鼓勵青年生育,似乎是政策方向的一項共識。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不能只靠精神層面的勸導激勵,面對實實在在的壓力,我們更需要實實在在的支持與幫扶。

    ---------------

    4年“閃送”的他 也想有“五險一金”

    任冠青

    騎上飽經風雨的電動車,每天保持“在線”10小時以上,日行100公里起步,這就是43歲的李軍作為閃送員的工作日常。

    “干我們這行,沒有休息日,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回老家,那就是一個字:干?!?021年是他北漂生涯的第十年,也是他從事閃送的第四年。剛開始,閃送員沒有那么多,算法似乎也不是那么“聰明”:從家所在的東四環出發,好不容易趕到了遠在西北六環的沙河,系統一番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調配,又“任性”地把他跨調到了西南六環開外的良鄉。雖然有些無奈,李軍也只能接受指令,硬著頭皮繞北京城“跑圈”。

    后來,同行越來越多,算法更加智能,李軍也有了自己專門負責的服務區??墒?,長期在戶外工作,風里來雨里去的日子依舊少不了。最初,家里人還會擔心他的安全,怕他發生危險,時間久了,也就慢慢習慣了。對他而言,這份工作相對靈活自由,沒有太多要求和約束,只要保持一定的跑單量,就能獲得較為固定的收入。每天早出晚歸的日子雖然辛勞,但一想到留守老家的父母和兩個女兒,自己便感到無比充實。

    這份工作,也讓他咂摸出不少樸實真摯的人生味道。剛開始做閃送員時,正趕上夏日炎炎,一位客人讓他等了很久,最終打了3遍電話才出來。正當他有些煩躁、差點發火時,對方從身后“變”出一瓶冰鎮可樂,暖心地說了一句:這么熱的天,師傅辛苦了。聽到那句話,他心里的火氣一下全沒了。每天跑單,他要接觸形形色色的人。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還是好人更多。疫情期間,李軍也在回饋著這些人間善意,盡己所能多作貢獻。在疫情蔓延初期,他看到有一單掛了很久都沒人接,因為地址是在醫院,大家都比較緊張。后來,李軍還是選擇接了這單,也沒有收對方要給的紅包。他說:“就算是我作了一點點小貢獻吧?!?/p>

    不過,隨著年紀越來越大,由“外來務工人員”和“網約工”雙重角色交織產生的新老問題,也讓李軍心底生出不少愧疚、憂慮與不安。家鄉衡水離北京雖只有200多公里——他不到三天就能輕松跑足的“工作里程”,可是與親人分別的這段距離,卻讓李軍再難跑進小女兒的心里。自她6歲那年不得不回老家上學后,孩子的話就越來越少,甚至已經好幾年都沒有喊過爸爸了。外出拼搏讓李軍無暇照顧家人,對父母和孩子都產生了虧欠感。

    李軍心里清楚:他與平臺只是商業合作關系,并沒有簽訂雇傭合同,也沒有“五險一金”。長期在戶外工作,發生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幾率相對較高,不幸出現工傷后會不會有維權難問題?一旦行業發展出現大變動,基本收入得不到保障后怎么辦?自己已經40多歲,沒有養老保險,年老之后又該怎么辦?這些切實存在的問題,不時激起他對于未來的焦慮。

    解決這些擺在眼前的困境和難題,成為他對于今年兩會的最大期許:作為一名父親,他希望國家的教育政策能對留守兒童多一些關注和扶持,讓長期在外的他們少些牽掛,更加安心。作為一名勞動者,他也希望能夠獲得更加有兜底功能的勞動保障,讓自己也可以擁有社保。

    正如李軍所說的,他只是“外出打工者中最平常的一位”。外賣員、送菜員、跑腿員、網約車司機……這幾年,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發展漸成氣候,相關從業者中,許多都是外出務工人員。據國家信息中心數據顯示,2019年,為共享經濟提供服務的人數為7800萬人,同比增長4%。人社部于2020年8月發布的新職業就業景氣現狀分析報告顯示,網約配送員的就業群體規模迅速增長,每天“跑在路上”的網約配送員已經達到百萬級。

    他們整日奔波穿梭,有如城市運行中必不可少的“毛細血管”。由于行業發展較快,相關勞動和社會保障仍不完善,許多人都面臨著與李軍類似的問題。對此,首先需要盡快規范外賣員、閃送員等靈活就業人員與平臺的用工關系,避免因此衍生的工傷認定難、缺乏假期保障、工作時長過長等關乎勞動者權益的問題。此外,也有必要加快推進社會保險對這些群體的覆蓋。全國人大代表許小英就曾提議針對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特點,通過制度創新,制定能夠切實保障勞動力權益的社保政策。

    2021年,李軍的愿望很簡單:他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多接單,一家人都平平安安。今年高考的大女兒能順利考上北京的大學,與他們早日團聚。李軍的目標,也是眾多在外打工者樸素心愿的折射。


責任編輯:王鐘的
家庭教师小春H情色图